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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天籁阁藏本第二鼓（汧殹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《石鼓文》善本举要
仲威
《石鼓文》——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刻石文字，是现存最早铭刻于鼓形石体上的“史籀之迹”和四言体叙事诗，史称“刻石之祖”。石鼓共有十件，每件各刻四言诗一篇，形成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，原文应有七百余字，今仅存二百七十二字。每件石鼓高90cm，直径60cm，圆顶平底，因其形状略似鼓，故俗称“石鼓”。但“石鼓”并非其原有自称，唐初最早著录“石鼓”的苏勖就将其称为“猎碣”。
乍原鼓原石故宫博物院藏
有关石鼓的刻制年代，有五种观点：一、宋人巩丰、近人郭沫若提出，在秦襄公时期（前七七七—前七六六）；二、清人震钧和近人罗振玉、马叙伦、杨寿祺等主张，在秦文公时期（前七六五—前七一六）；三、近人马衡提出，在秦穆公时期（前六五九—前六二一）；四、宋人郑樵、近人罗君惕提出，在秦惠文王至秦始皇时期（前三三七—前二二一）；五、唐兰提出在秦献公时期（前三八四—前三六二）。近年来，唐兰的《石鼓文年代考》一文在学术界影响较为广泛。
唐初，石鼓在宝鸡与凤翔两县交界的南原西端被发现。南原是秦国故都之地，西临汧水，南面渭河。唐宪宗时，石鼓曾经存放在凤翔孔庙，后经五代之乱而散佚。北宋，凤翔知府司马池（司马光之父）在民间找回九鼓，第六鼓遗失。宋皇祐四年（一〇五二），向传师重获遗失之鼓，虽然凑齐十鼓，但该鼓已经被民人凿成米臼。宋大观年间（一一〇七—一一一〇）石鼓从凤翔迁到汴京（今开封），先置辟雍，后入宫中稽古阁，宋徽宗宝爱之，命人用金填入字口，以绝摹拓之患。金兵破汴京后，将石鼓掠走，运往燕京（今北京）国子监，此后明清两代，石鼓存放地一直未变。抗日战争期间，石鼓被迫南迁，最后转移至四川峨眉县（今峨眉山市）西门外武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石鼓重新运回北京，现存故宫博物院石鼓馆。《石鼓文》在中国文化史、书法史、金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古物”，石上诗文，千古长鸣，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密码，也是古老文明的长歌。它历经千年，见证了华夏历史的沧桑，“国运昌，石鼓安”，《石鼓文》善本的留存与发扬，昭示当今新时代的盛世气象。
宋代拓本
一、天一阁本
以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范氏“天一阁本”最著名。清乾隆年间，范氏“天一阁本”经张燕昌摹刻传拓后始为人所知，张氏摹本不久即毁，清嘉庆二年（一七九七）阮元重刻“天一阁本”于杭州府学，嘉庆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阮元再刻“天一阁本”置于扬州府学。咸丰十年（一八六〇）范氏“天一阁本”北宋原拓毁于兵火。
二、十鼓斋本
明代锡山安国有十种《石鼓文》善本，名曰“十鼓斋”，其中最善者是“北宋拓”三种，仿军兵三阵命名为“先锋本”“中权本”“后劲本”，其神秘处在于：未见明清两代金石家著录，相传道光间安国后人分产，拆售天香堂十鼓斋时，偶然发现宋拓《石鼓文》数册，后为沈梧所得，亦秘不示人。民国初，又转归秦文锦，经艺苑真赏社影印行世，最终售与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，现藏三井纪念美术馆。十鼓斋三种赫赫有名，历经各家出版社翻印，兹不赘述。
元明间拓本
潘奕隽、吴云、李启严、安思远递藏本，第二鼓第六行首字“有鳑有鲌”之“鲌”字完好，称“鲌字本”。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嘉德秋拍，与《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十种》一同以1.9亿人民币落锤拍出。此册安思远藏元明间拓本，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两字左侧未见丝毫石花，因传世宋拓“先锋本”“中权本”“后劲本”三本“黄帛”两字左侧皆有黄豆大小石花，又因“天一阁宋拓本”三种清代翻刻本“黄帛”两字左侧亦皆无石花，故近年引发日本宋拓本真伪的争论，目前尚无定论。
明代拓本
一、明代初期拓本
第二鼓首行“汧殹”之“汧”字不损。称“汧字本”。第十鼓下半截铭文（V字形黑块）右端已经断裂，对照安思远旧藏之未断本。经徐坊、宝熙递藏，罗叔言题签，民国初年传入日本，有日本博文堂玻璃版影印。
《石鼓文》明代中期拓本（部分）
安思远藏《石鼓文》元明间拓本（部分）
二、明代中期拓本
因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，故称“黄帛本”。传世拓本极为罕见，已知传本仅有五件：上海博物馆两件，上海图书馆一件，故宫博物院两件。（注：早期善本，考据点主要集中在第二、四鼓）
1项源藏本
明代中期拓本，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，称“黄帛本”。项源小天籁阁藏本，后附《石鼓文音训》，字侧或有朱笔释文，卷末存江藩、何绍业题跋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第一鼓（吾车鼓）拓片
第一鼓（吾车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二鼓（汧殹鼓）拓片
第二鼓（汧殹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三鼓（田车鼓）拓片
第三鼓（田车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四鼓（銮车鼓）拓片
第四鼓（銮车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五鼓（霝雨鼓）拓片
第五鼓（霝雨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六鼓（乍原鼓）拓片
第六鼓（乍原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七鼓（而师鼓）拓片
第九鼓（吾水鼓）拓片
第九鼓（吾水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第十鼓（吴人鼓）拓片
第十鼓（吴人鼓）拓片（局部）
2王楠藏本
明代中期拓本，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，称“黄帛本”。王楠、吴昌硕递藏。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，前有顾麟士手绘《缶庐校碑图》，后有释达受、杨岘、潘锺瑞、王国维、程镕题跋，现藏上海图书馆
王楠藏本
3戚叔玉藏本
明代中期拓本，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，称“黄帛本”。王瓘、戚叔玉递藏，有江标题签，存胡义赞手绘《波崙山馆鉴古图》及光绪丁酉（一八九七）王懿荣观款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故宫博物院藏“黄帛本”两件，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》之《碑帖善本》已有著录，兹不赘录。
戚叔玉藏本
三、明代后期拓本
因第四鼓（銮车鼓）第三行“写六辔”与第六行“原隰阴”间石花呈上下两块，中间有黑块分割，石花尚未泐连成一体，故称“銮车鼓石花未连本”。此类拓本过去一直与“氐鲜本”混为一谈，其实前者是明拓本，后者多为清初拓本。“銮车鼓石花未连本”较为罕见。
1张廷济藏本
明代后期拓本，銮车鼓第三行“写六辔”与第六行“原隰阴”间石花呈上下两块，中间有黑块分割，尚未泐连成一体，称“銮车鼓石花未连本”。庄味琴、张廷济、张辛、王瓘、陈敬民、希陶递藏，有张廷济、张开福、端方、周大烈题跋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张廷济藏本2周大烈藏本
明代后期拓本，銮车鼓第三行“写六辔”与第六行“原隰阴”间石花呈上下两块，中间有黑块分割，尚未泐连成一体，称“銮车鼓石花未连本”。周大烈藏本，后附元至元五年《石鼓文音训》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周大烈藏本
清初拓本
清代早期拓本，因第二鼓第四行“氐鲜”、第五行“鳑又”、第六行“之”字未损，故称“氐鲜本”或“氐鲜五字本”。此类拓本过去一直视为《石鼓文》明拓善本的标准件，传本亦稀见，其实，其上限为明代末期，下限为乾隆初期。其次，“氐鲜本”还是《石鼓文》善本与普本的一条分界线。
一、徐渭仁藏本
清代早期拓本，第二鼓第四行“氐鲜”、第五行“鳑又”、第六行“之”字未损，称“氐鲜本”。徐渭仁、谭泽闿递藏，有张廷济题签、曾熙题跋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徐渭仁藏本
二、姚广平藏本
清代早期拓本，第二鼓第四行“氐鲜”、第五行“鳑又”、第六行“之”字未损，称“氐鲜本”。姚广平、惠兆壬、陆玑、吴承溥递藏，有张廷济、姚广平、陆玑、吴让之、吴承溥题跋。册中朱笔临摹之字，为道光廿四年（一八四四）姚广平据范氏天一阁宋拓本补录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姚广平藏本
三、顾大昌藏本
清代早期拓本，第二鼓第四行“氐鲜”、第五行“鳑又”、第六行“之”字未损，称“氐鲜本”。彭蕴章、顾大昌递藏，有顾大昌题诗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顾大昌藏本
四、何瑗玉藏本
清代早期拓本，第二鼓第四行“氐鲜”、第五行“鳑又”、第六行“之”字未损，称“氐鲜本”。何瑗玉旧藏，十鼓非原配，内有后配补全者。有陈孝泳、程璆、许瀚题跋，另有王芑孙、郭绍廉、龙文杰观款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乾隆中期，第二鼓“氐鲜”五字已损，其后传本皆为“氐鲜五字已损本”，拓本流传渐广，其拓本面目差异较小，一般以第四鼓“允”字的损泐程度来定先后，可分“嘉庆道光拓本”“咸丰同治拓本”“光绪初年
拓本”等。
何瑗玉藏本
蔡赓年藏本
清光绪年间，北京国子监对石鼓有过三次监拓，分别是：光绪元年（一八七五）汪鸣銮监拓本，光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，盛昱属蔡赓年监拓本，光绪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陆润庠监拓本。这三种监拓本是《石鼓文》晚清拓本中的一个经典代表，存世数量有限，成为继“氐鲜本”之后的又一收藏与研究的热点。宁波天一阁收藏《石鼓文》宋拓本声名显赫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咸丰十年（一八六〇）宋拓本毁于兵燹。翻刻《石鼓文》主要是翻刻天一阁藏宋拓本，常见翻刻本有嘉庆二年（一七九七）杭州阮元刻本、嘉庆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扬州伊秉绶刻本、光绪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韩文公祠盛昱刻本。其他翻刻本，还有《乾隆重订石鼓》和各种名家临摹本等。石鼓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古代石刻，堪称国宝，它曾被清代著名学者、书法家康有为誉为“中国第一古物”。在历史考古、文学史、文字发展史、书法艺术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。传世《石鼓文》拓本，从元明以来，拓本的鉴定基本尘埃落定，依据其拓本面貌变化已经能梳理出一个统一完整的版本体系，唯独赫赫有名的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“宋拓本”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，只可惜最权威的天一阁宋拓本已经不在人间，不然，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。
监制
陶然杨沛沛
编辑
董东红孙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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