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媒体近日报道，近些年村级选举更加规范，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贿选：有的村民用选票换了“一桶油、一袋面”，有的候选人以钱铺路甚至花费几十万元，还有的为拉票提前将村集体资产“许诺”他人。
乡村贿选，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：村庄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，就越容易发生乡村贿选；而村庄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，别说贿选了，有时都没人愿意参选。这其实不难理解，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，它的经济体量甚至大于一些贫困县。在一些人的眼中，此类村庄村“两委”的一些关键位置，俨然就是“唐僧肉”。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抬高，站在时空的角度去审视乡村贿选，就会发现：“唐僧肉”毕竟只是少数，而且要想吃到“唐僧肉”是要冲破层层防护的，所以事实上，乡村贿选并不是每个时段、每个地区都普遍存在。
乡村贿选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，但一旦发生，它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。首先，乡村贿选会损害群众利益。贿选人在贿选过程中花出去的每一分钱，都会变本加厉地捞回来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不在老百姓身上捞钱，他们又能去哪里捞呢？其次，乡村贿选会拉大贫富差距。乡村贿选也会向普通群众“送好处”，但更多的是向村民小组或特定姓氏的领头人“送好处”。比如把村集体资产“许诺”他人，这里的他人，就不是一般人，而是领头人。最后，乡村贿选会导致恶性竞争。好的风气能让人变好，坏的风气能让人变坏。乡村贿选，一旦形成风气，就会导致候选人争相贿选、恶性竞争，并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，从而腐蚀基层治理的根本。
其实站在新闻的角度去审视乡村贿选，很难说它是一个新闻，因为它真的一点都不“新”，算得上是基层治理领域的一个“老毛病”。治理老毛病，关键是要找到病根。乡村贿选的病根，长得多、扎得深，不但有主根，而且根中有根。
工作机制存在失范无序的问题。一些候选人之所以要通过贿选的方式获取基层权力，是因为基层权力任性而为的空间比较大。一些小微权力的法规依据、运行范围、执行主体、程序步骤等，往往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清晰的秩序，这导致基层治理领域容易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。说到底，这其实是一个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，正因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程度不够高，所以给了“苍蝇式”腐败一定的生存空间；又正因为能够通过人为操作损公肥私，所以导致乡村贿选屡禁不止。
群众监督存在有名无实的问题。候选人有没有贿选，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，但群众看到了不一定会说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有群众监督这么一个说法，但这个说法常常有名无实。原因主要在于：其一，贿选的危害比较隐蔽，还存在滞后性，群众对这些危害认识不清，部分群众没有监督意识；其二，贿选人多有大家族或是黑社会背景，部分群众不敢有监督意识；其三，群众监督渠道不畅，部分群众不知道如何监督。
上级监管存在有心无力的问题。上级监管是把小微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个有效抓手，但在具体操作环节，对待惠农项目和资金，上级职能部门普遍存在重下拨、轻监管的问题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点：其一，作为权力末梢的小微权力，点多面广，而上级部门人手有限、事情也多，要想实现全方位、全流程监管，确实有点有心无力；其二，涉农资金参与部门较多，容易出现职能交叉、彼此推诿的现象，监管工作有时难以落到实处。
问责惩戒存在惩多戒少的问题。在基层调研中，我们发现，就乡村贿选而言，“惩”的案例虽然很多，但“戒”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，惩前毖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。究其原因，其一是被处理的乡村贿选不少，但没被发现、没被处理的乡村贿选也不少，导致一些人存在较大的侥幸心理；其二是一些人虽然被处理，但处理过程比较简单，处理了明的问题、疏忽了暗的问题，结果有时候是问责的损失小于贿选的所得，导致惩戒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。
整治乡村贿选，斩草更要除根。对于贿选行为，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露头就打，以强力打击的高压态势，阻断其滋生蔓延之路。除此之外，也要长远谋划，通过机制与环境的不断发展，持续蓄力，以抽丝剥茧的方式除其根本。具体说来，清除失范无序问题，要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；清除监管失效问题，需要在机制上打通“肠梗阻”，需要在方法上有所升级；清除惩戒不力问题，要适当延长并细化量刑过程，甚至要推动相关法制改革。
作者：柯立刚
来源：农民日报
监制：李国龙；编辑：李沅津
